2008.5.25 民族主義下誕生的男孩

每回讀迦多尼(Gárdonyi Géza, 1863-1922)《匈奴與我》(Salve of the Huns, 1901),我都無法不聯想到顯克維奇(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十字軍騎士》(Krzyżacy, 1897-1900)。

台灣課本總是教了太多西歐歷史,東歐彷彿因冷戰時代的政治遺毒而被迫噤聲。比米蘭昆德拉更早的東歐作家在台灣很少有全譯本出現;我們說起顯克維奇總著重於《暴君焚城錄》的原作《你往何處去》,但那個宗教氣息濃厚卻少了些人味的作品,實在不得我這個「異教徒」的緣;反倒是對岸出了全譯本(政治因素他們倒還真有會波蘭文的學者)的《十字軍騎士》,一面訴說在蕭邦和居禮夫人出生前六七百年波蘭的過去,一面反映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波蘭在幾大強權夾殺下的心境令我難忘。

與當時在奧國治下的匈牙利竟有幾分相似──這就是接下來要說的了:

 

大歷史裡的小人物

世紀交替之際,兩個東歐作家筆下分別誕生兩個苦命男孩──一為是齊塔,在古匈國追尋愛情的希臘奴隸;一位是茲匹希科,為了小情人惹來殺身之禍的波蘭沒落貴族

他們都年輕漂亮,對愛情死心塌地;為了愛,他們戰鬥,向羅馬人,向西歐的十字軍……

創造齊塔的迦多尼與寫出茲匹希科的顯克維奇,一在匈牙利,一在波蘭,都生於十九世紀中那個不堪的時代──當國土被佔據,昔日的榮光黯然,作家所能做的,也只有體比描繪過去的燦爛,在歷史小說中暗藏復興之念。

儘管目前多元歷史概念已蔚然成風,實則未曾擺脫成王敗寇的世界觀。「世界史」一翻開哪有不以西歐或北美為主軸的?東歐在世界史上不受重視,甚至可溯至希臘羅馬時代──方其時,南歐「文明開化」,東歐「不過是蠻族活動之處」。雖然中世紀末也曾因君王的遠見而在西歐混亂之際有一段強盛時期,但待到工業革命,西歐發達了,一切又不再。二戰後蘇俄統御東歐,資本主義社會更不可能和東歐大量接觸,儘管九〇年代東歐逐漸脫離了俄國的影響,仍是歐盟最落後的窮鄉僻壤。

回到十九世紀──都說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思潮勃興的時代:一八七〇年代,德義分別脫離奧法操弄而統一建國,被俄國併吞的波蘭,哪有不想向德義看齊的意思?可鷹犬正盯著作家的筆,作家能明目張膽寫嗎?也只能效法早期的威爾第借古喻今了。

這個「古」不能像威爾第借猶太人典,必須是波蘭自身歷史才具意義──就算現在如此,這片土地上的先人也曾輝煌過。於是顯克維奇描繪波蘭人如何將佔地為王的十字軍逐出國土──這些東歐往事不像義大利古文明人盡皆知,更需藉作家之筆提醒大眾。

至於匈牙利,運氣或許比波蘭好些──早期是在土耳其入侵時君主求助於姻親哈布斯堡家族,開始奧匈之間愛恨交織的一段歷史,乃至匈牙利統治權歸於利奧波德一世,正式納入哈布斯堡家統治;經歷動盪的十八世紀,奧匈雙方關係漸趨緊張,一八四八年甚至爆發佩斯革命,遭奧國鐵腕鎮壓。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奧國戰敗,因而向匈牙利妥協,在次年成立雙重政府的奧匈帝國(外交、國防、財政單位共建,但立法機構、政府、內閣都是雙重),匈牙利迎來黃金時代。

迦多尼就生在這個黃金時代。儘管不再明著反對哈布斯堡王室,匈牙利人仍推行馬札爾化──官方機構都以匈牙利文為主,民族主義者也逐漸在國會取得席次……就當時風氣,迦多泥追溯匈牙利歷史,寫曾在提夏河(Tisza River)一帶生活的匈族並不奇怪。

有趣的是,加多尼和顯克維奇在寫《匈奴與我》、《十字軍騎士》時,不約而同避開了自己過去曾寫過的傳奇英雄,而選了個大歷史中的小人物當主角。齊塔與茲匹希科,都不是什麼扭轉歷史的角色;他們笑、他們哭、他們質疑、他們追求、他們失落、他們成功──全都隨歷史洪流。人的一生無非如是,或許因此他們的頑強抵抗──無論對命運或其他──才更令讀者認同。

 

三角關係:她愛我愛她

齊塔和茲匹希科還有個共同點──都是一段三角戀的男主角。

這兩個癡情男孩,要不是瞬間墜入愛情漩渦,又怎能被自身心中波濤捲入歷史亂局、開啟充滿民族色彩的故事?即便在經歷種種磨難後,兩人所獲得的並非最初所求。

所謂三角戀,無非令人困窘,一如王藍所寫「人生只有一次戀愛是幸福的,不幸我比一次多了一次」。但齊塔和茲匹希科與張醒亞相較又更悲情──苦澀的初戀,得不到回應……齊塔所愛的美人冷若冰霜、全然無視於他;茲匹希科的心上人又太過年輕,尚來不及回應他的愛,就被殘酷的大環境摧毀。

年少時誰懂得什麼是愛?見了偶像就願為之獻上一切,其他對象終不入眼……在這「他愛我愛他」的無奈中蹉跎了青春,多年後才有那種《飄》(Gone with the Wind)式的惆悵──宓契爾(Magaret Mitchell)筆下嘆息,在前一世紀東歐男作家心中亦存在,但浪漫的十九世紀傳奇不會給讀整者永恆的遺憾,於是乎在男主角無奈追尋的另一面是少女沈默而不求回報的愛:雅金卡始終關照童年玩伴茲匹希科,吉加暗中保護從小愛慕的齊塔。這一男兩女的愛情迴圈最終在偶像死亡後得到救贖──她的消逝方使他們驚覺,原來幸福就在身邊……

想像結束了,生活才正要開始。一回首,男孩才真正見到默默守候的女孩;等待他們的除了她,還有亙古以來人降生於世的最終目的:延續生命。

接下來的故事,就留待他們的子孫書寫吧。

 

想像中的民族:民族意識重建與歷史小說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被併吞的歐洲窮國或亞非殖民地出現慷慨激昂的民族主義,並建立所謂「民族國家」看似理所當然,但廿世紀學者提出質疑:

「民族國家」真的存在嗎?

一八六七年,奧匈帝國基於「民族」原則而分裂,當時的「民族」在E. J. Hobsbawn(這位對民族主義很感冒的仁兄)看來是弔詭且可說是不存在的;至少,完全的「民族國家」並不存在──就連波蘭這個看似民族構成單純的國家,亦有百分之十猶太人(尚不包括德裔與俄裔)!無怪乎波蘭第一任總統Pilsudski自己都說「是國家創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

民族和國家間的弔詭關係,在《十字軍騎士》和《匈奴與我》中亦微妙呈現:

雖說迦多尼的作品還是書寫十六世紀對抗土耳其入侵歷史的《埃格爾之星》有更強的民族意識,但《匈奴與我》的立場更微妙──這是一個移民如何融入新興國家的故事,且這個國家還是當時歐洲邊陲的「蠻族國家」!在《匈奴與我》中,讀者可感受到作者對歷史的質疑──匈族真的比東羅馬溪羅馬落後嗎?這種「落後」會不會只是所謂「先進國家」的偏見呢?在這種觀點下,「匈族」雖不是「匈牙利人」的直系祖先,仍能讓匈牙利人(並非印歐語系,命名式先姓後名異於大多數歐陸文化)自我投射,並藉此重新思考其自身文化在「歐洲」的定位。

至於以波蘭王國驅趕十字軍為主題的《十字軍騎士》既如《埃格爾之星》強調國家主體性不容其他政權干擾,亦書寫了少部分十字軍如何因認同波蘭這個國家而歸化為波蘭人,最後與波蘭人一道向過去的同志戰鬥。

由是觀之,無論是迦多尼或顯克維奇,心中的「民族」定義並非學者質疑的「血統」,而是一種「文化認同」。

但或許是作者性情的關係,《十字軍騎士》的人物要較《匈奴與我》更平面、更有歷史小說傳統的浪漫主義味道,結局也比《匈奴與我》樂觀許多。

歷史小說確實是凝聚「民族──國家」意識的好工具,從十九世紀初英國的史考特(Walter Scott, 1771-1832)、美國的庫柏(James Cooper, 1789-1851),乃至廿世紀南韓的朴景利、黃晳暎都是如此。廿世紀末台灣有一派小說家也意圖用「大河小說」來置入主體意識,先不論其優劣,單就其作品的普及性來說,我個人認為不太成功。

 

.參考資料

匈牙利,Alfred Horn編輯/邱淑芬譯,台英出版社,民八二

波蘭,Alfred Horn編輯/李根芳譯,台英出版社,民八二

民族與民族主義,E. J. Hobsbawn著/李金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民八九

 

.推薦連結

Wikipedia: Henryk Sienkiewicz

Wikipedia: Géza Gárdo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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