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星電影錄．二次世界大戰與孩子們

二十世紀最慘重的人禍，莫過於蔓延歐亞非三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在無數人生命中烙下印痕的戰爭，至今仍是各國電影熱愛的題材。以二戰為背景、童星演出重要角色的電影，或陳述了集中營裡的悲喜劇、和避難有關的故事，或是身分轉換的隱喻……

．集中營悲喜劇

歐洲最出名的猶太少女——《安妮的日記》作者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避難於隱室之時遭逢密告，與同住的七人皆被送進集中營，最後只有她父親活著從集中營出來。這個故事後來搬上大小銀幕，不過由於日記記述的密室躲藏時光才是重點，集中營的場面大多是為故事收尾，而非重頭戲。

關於「集中營的孩子」最知名的電影，的大概是義大利電影《美麗人生》（La vita è bella, 1997），再來就是改編自東德猶太裔作家尤瑞克．貝克（Jurek Becker）小說的兩部電影《說謊者雅各》（Jakob, der Lügner, 1975）、《善意的謊言》（Jacob the Liar, 1999）——不同於《美麗人生》，《說謊者雅各》背景設在波蘭的一個猶太區，嚴格來說還不算「集中營」，不過納粹「集中管理」的意圖已很明顯，而且這些被侷限在猶太區的人大多也逃不了被送入集中營的命運。

一九九九年出品的《善意的謊言》色調灰而暗沉，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飾演的主角是個會跟德軍說「我們猶太人也很愛開玩笑」的怪咖。他撿了漢娜．泰勒—高登（Hannah Taylor Gordon）所飾的機靈可愛小女孩回家——漢娜．泰勒—高登隔年還演出了安妮．法蘭克，在那幾年，這有著靈活大眼的女孩無疑是「集中營孩子」的最佳代言人——其後，他又為了阻止同伴偷糧，而掰出自己由收音機中聽到救兵將至的訊息。鎮上的醫學教授知道他說的是謊言，便在德軍面前自殺。某日，他為了撿一張飄進來報紙，而錯過宵禁時間，被帶到德軍辦公處受質問，無意間聽到收音機傳來俄軍挺進的消息。他回到猶太人區大加渲染，致使事情傳到德軍耳裡，他們遂以為猶太區真的有一台收音機，便大肆找尋偷藏者。最末主角被殺，猶太區的人們被送上網集中營的火車。而透過小女孩的眼睛，觀眾知道九九版往集中的運輸火車半路被俄軍攔下。主角的謊言成真，這群可憐人得救了。

這並非原作的結局，也並非一九七五年版《說謊者雅各》的結局。七五年版主角未死，眾人所搭乘的火車未被攔下。雖然未拍出集中營的場景，但觀眾都可以想像他們「將來」的悲慘遭遇。《善意的謊言》將這個灰黯的結局，轉換為光明，很難令人不聯想到前一年在奧斯卡奪下大獎的《美麗人生》。然而如此一來，《善意的謊言》並未獲得太好的評價，甚至很多人認為這版遠遜於七五版，更遙遙不及《美麗人生》。緣何如此？

不是說漢娜不及曼維拉．西蒙（Manuela Simon）或喬治．坎塔里尼（Giorgio Cantarini）可愛，而是《善意的謊言》最後十五分鐘的血腥顯得太過刻意。相較之下《美麗人生》的導演羅貝托．貝尼尼（Roberto Benigni）掌握了電影語言，讓電影前半與後半做出誇張但不矯情的對比，整個故事一直維持喜劇到主角死去那刻，方能使觀眾的情緒能量在片尾累積到最高點——就電影而言，有時某些橋段沒拍出來，比以畫面呈現更為適宜。

．和避難有關的故事

說起集中營故事的變奏，那就是「避難」：

影史上的音樂劇經典《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 1965），就是以德奧合併後，奧地利退役海軍少校蓋爾．馮．崔普（Georg Johannes von Trapp）堅拒納粹的回鍋要求，攜家帶眷逃離納粹統治區為主軸。羅伯．懷斯（Robert Wise）導的《真善美》固然是根據真實故事，但馮．崔普的選擇，並不是奧地利的常態。德奧統一時，許多人可是舉雙手贊成的——那在他們而言，可是象徵日耳曼民族的復興呢。此外，現實中的蓋爾．馮．崔普由於兼有義大利國籍，並不像電影裡逃得這麼辛苦，得以在白晝攜家帶眷乘火車去國。

《真善美》經典到半世紀後得二〇一五年，美國老片頻道TCM舉辦經典電影節（TCM Classic Film Festival），仍要靠茱莉．安德魯斯（Julie Andrews）與克里斯多福．普拉瑪（Christopher Plummer）聯袂出席來宣傳。不過電影之所以受歡迎，刺激的劇情，精彩的場面調度、美妙的詞曲、演員們的歌喉、男主人愛上小家教的羅曼史典型設定之外，安琪拉．卡特萊特（Angela Cartwright）以降那幾個超級可愛、讓人想帶回家養的小童星亦功不可沒。

法國資深導演羅傑．卡安（Roger Kahane）一九九八年的作品《我活著，因為我愛你》（Je suis vivante et je vous aime, 1998），也是以二戰孩童避難為主題——小童星多里安．藍伯特（Dorian Lambert）飾演的友友，因為母親是反抗組織成員，全家被送進集中營，只有他逃過一劫，給傑瑞米．狄普查（Jérôme Deschamps）飾演的主角朱利安收留。當時片商是以「法國版的《美麗人生》」當廣告詞，但這部片子並沒有「集中營／猶太區的孩子」橋段，而且沒有血緣關係的主角與男孩發展出難言的親情，本質上還比較接近巴西同一年出品的時裝公路電影《中央車站》（Central do Brasil）。不過《我活著因為我愛你》是由擔任鐵路工人的主角撿到男孩母親從集中營運輸車廂丟下的日記展開，並且主角在閱讀中漸漸愛上男孩的母親，因為這愛情元素，電影遠比殘酷的《中央車站》來得浪漫而虛幻。

相較於以上兩部電影，德國導演卡洛琳．林克（Caroline Link）改編自史蒂芬妮‧齊威格（Stefanie Zweig）自傳小說的作品《何處是我家》（Nirgendwo in Afrika, 2001），主角逃得更遠——非洲！

看看《何處是我家》開頭那有趣的平行剪接，在小女孩回憶裡，一會兒是白雪皚皚的德國，一會兒是紅土地上的非洲，冷色調、暖色調的背景，透過小女孩的遭遇，各自與「歧視」及「熱情」關聯。

一九三〇年代末四〇年代初，女孩的父親、德國一中產階級猶太家庭的男主人（米勒．尼尼茲〔Merab Ninidze〕飾），因為大環境不佳，放棄律師工作，到東非當起農場領班，好不容易得到肯亞猶太社團的幫助，方把妻女接到身邊。女孩是馬上就和非洲人打成一片了，但母親（茱莉安．柯勒〔Juliane Köhler〕飾）可沒有小朋友這麼容易適應新環境，不但得面對不再優渥的物質環境，英、德開戰後，丈夫還被當作敵國國民送進集中營看管。有個畫面令我印象深刻——媽媽坐在草地上，跟幾個朋友聊世局及如何解決困境；鏡頭向上直搖，女兒正在樹上爬，高興得很！

膚色、天候、冷漠與熱情、適應與憂慮……《何處是我家》是一部以大量對比畫面構成的電影，在尖銳的差別之外，溫暖整個故事的是主角一家與非洲鄰居、同僚互助，跨越種族的愛。當觀眾看到白人小女孩與黑人小男孩一起踩在牛糞上笑著，想起他們發展出友誼的此時，歐洲有一個國度正在清洗種族，該是多麼震撼啊。

電影末段，二戰結束，父親到寄宿學校告訴女兒自己打算回德國——女孩在教室聽聞這個決意，默默走到窗邊，不想讓父親與同學看到自己的眼淚。我很喜歡這幕，林克曾經導過《走出寂靜》（Jenseits der Stille, 1996），本就是拍童星戲的高手，在她指導下，飾演《走出寂靜》女兒幼年期的莉．克卡（Lea Kurka）與少年期的卡洛琳．伊克斯（Karoline Eckertz），都極為自然。

來與走，都是父親下的決定，而當初不適應這塊土地的母親倒最依依不捨。最後原野上徒步追火車送行的人，是友誼的見證。

．一種隱喻

戰爭意味著既有秩序的崩壞，於是各類把人物「丟」到二戰時期的人性寓言紛紛產出。

法國大導安德烈．泰希內（André Téchiné）的作品《灰眼珠男孩》（Les égarés, 2003）中，艾曼紐．琵雅（Emmanuelle Béart）飾演的女老師，帶著兩名孩子逃離巴黎，頓失職業與財產，只好仰賴加斯帕德．尤利爾（Gaspard Ulliel）所飾，來路不明的年輕人。么女凱西（克莉蒙絲．梅耶〔Clémence Meyer〕飾）很快就喜歡上這個幫忙找屋找食物的小夥子，但剛步入青春期的長子菲利普（格列瓦．萊普亨斯—赫格〔Grégoire Leprince-Ringuet〕飾）就質疑起母親的決定……（話說當時十八歲的加斯帕德與十五歲的格列瓦都還很青澀，如今這二人可都是法國檯面上的男演員啊。）

將近十年後，澳洲導演凱特．蕭蘭拍攝的《純真消逝的年代》（Lore, 2012），莎琪亞．羅珊達（Saskia Rosendahl）所飾的少女洛兒帶著四個弟妹橫越大半個德國，無助的她同樣也依靠來路不明的少年托瑪士（凱—彼得．馬利納〔Kai-Peter Malina〕飾）——雖然女主角同樣面臨秩序崩壞、身分改變，同樣必須依賴過去不可能看得上的邊緣人，不過《灰眼珠男孩》與《純真消逝的年代》，畢竟有一點不同，那便是設定的時間。

《灰眼珠男孩》是一九四〇年，法國被納粹佔領期間；《純真消逝的年代》則是戰爭結束後！戰爭都已經結束了，為什麼女主角還要帶著弟妹逃呢？因為她的父母是納粹高官，心知將成戰犯、難逃審判。因為這層設定，《純真消逝的年代》女主角接觸現實的旅途注定是冷色調的，所行走的森林總是陰暗，不會有《灰眼珠男孩》那樣美麗的夏日鄉間風光。

《灰眼珠的男孩》偏好全景式的畫面，而以女主角洗浴開場的《純真消逝的年代》，卻是由片片段段、將人體碎裂成一片肌膚、一隻眼的超近特寫所構成，並藉此放大了女主角那種焦慮、畏懼，卻又不得不行動的心態。即便她想保全弟妹，但在二戰時期養尊處優的這家孩子，彷彿報應般不能如《灰眼珠男孩》的小兄妹那般平安——安德烈．福利德（André Frid）飾演的大弟康特，竟因托馬士偷食物時被農人殺死。

最終孩子們抵達奶奶家，得以洗去一身塵土，但戰後這段旅途，以及弟弟從托馬士那裡偷來的猶太人照片所述說的現實，恐怕不是他們能輕易抹掉的。

戰火中有破滅與成長的故事，而人們的遭遇，也可以是國族的寓言：

荷蘭導演班．尚伯格（Ben Sombogaart）的作品《烽火孿生淚》（De tweeling, 2002），主角是一對孿生姊妹，她們在幼年時分離，各自在德國與荷蘭長大，而有了截然不同的遭遇——小時候姊姊被虐待，妹妹受寵；青年期姊姊愛上黨衛軍軍官，妹妹卻與猶太人在一起……姊姊是德國，妹妹是荷蘭，那種種尷尬，種種誤解，都是二十世紀上半扭曲的歷史所造成，而和解總是來得太晚。

荷蘭影人似乎特別偏好這種將人比喻為國家的設定。同樣是荷蘭出品、由瑪利亞．彼得斯（Maria Peters）導演的《愛在尼德蘭》（Sonny Boy, 2011），也有類似的隱喻，然而不是比喻作兩個國家，他本身就是荷蘭的象徵——電影前半段是敘述荷屬蘇利南來的年輕學生愛上離開外遇丈夫的二房東，珠胎暗結。他與這個大自己十七歲的女人結了婚，為此不得不放棄學業，去貿易公司工作，後來還和妻子開民宿。後半段主角不是那兩夫妻，而是他們的愛情結晶，一個更開放更能無視於周遭歧視的荷蘭小子。

這個暱稱為「桑尼男孩」（Sonny Boy）、黑白混血的小傢伙，雖然父母因為窩藏猶太人被送進集中營，下落不明，但始終保有一顆善良的心，能夠面對生活中的種種不平，甚至改變收留他的農人的市儈。二戰結束前擁有大片殖民地的荷蘭，早就是多民族國家，因此桑尼不僅象徵融合，且還是陽光的、迎向未來的新希望。

還記得當年參加公視活動，拿到《烽火孿生淚》特映會的票，跟朋友一起去看，回來還高興地在Yahoo奇摩家族「歐美年輕演員」上發了些介紹文。如今，Yahoo奇摩家族消失許久（只有「歐美年輕演員」、「童星之家」成員kidosment自己架設的世界童星網站仍在運行），在《烽火孿生淚》飾演姊姊安娜的童星席娜．理查德（Sina Richardt）已經成年，打開她的Twitter，我才恍然大悟：二〇〇〇年代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走過去了。